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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国庠:他骨子里是一名学者 表面上是一位革命者

来源:南方日报 2014-01-02 18:14:22 责任编辑:王博 人气:

“杜老是杜守素兄……他是墨学研究的专家,而且是相当崇拜墨子的人。只有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不十分一致。他的生活很艰苦,我们有时戏称他为墨者杜老”。 “墨者杜老”本是郭沫若的一句玩笑话,却成为杜国庠一生的雅号,在朋辈看来用这个词来称呼他再恰当不过。

杜国庠朋友很多,最要好、最志同道合的是郭沫若和侯外庐。侯外庐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更是直接称赞杜国庠是永远活在自己心中的“墨者杜老、学者杜老、革命者杜老”。

杜国庠在研究《墨辩》时称墨子虽“出身卑贱”但“刻苦耐劳”、“说到做到”、“布衣粗食”、“刻苦地去替老百姓做事”、“处处从老百姓的利益着眼”。他是一位真诚的令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典传统作出现代解释的先驱之一,为后人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留下了“便桥”。

今天,我们对杜国庠60年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作出的学术批评,相较于论学理,反思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更有兴味。为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广东省社科联教授李鸿生,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系副教授张永义和省社科院研究员邢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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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重视理论指导,

又严格要求在丰富的资料和翔实的考证基础上作论断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杜老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或者贡献是什么?

李鸿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风气十分浓厚。根据革命的需要,杜老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把主要研究力量从经济学转移到哲学上来。他埋头研究先秦诸子,而对墨者的逻辑和名家公孙龙子的研究,尤有成绩。

他不光是对先秦诸子各家思想学说作了客观、实事求是的论述和分析,尤为重要的是他对先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作出了重大贡献。杜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熏陶,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这个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遗产和纷如葛藤的中国历史思潮之中,理出诸家的来龙去脉、各自的思想体系,以及家与家、派与派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又严格要求在丰富的资料和翔实的考证基础上作论断,对问题力求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避免偏爱或偏恶。他对先秦诸子中墨家、公孙龙、荀子以及礼法思想的研究,对中古唯物主义的探索,以至于对清初反理学思想的研究,都功力极深。他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著论《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和《杜国庠文集》等,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哲学思想遗产作出了贡献。

杜老对于学界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他对墨子的研究,一般学者的看法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杜老一直坚持他对墨子的看法,不随便摇摆。他关于墨家的研究比后人做得更为扎实,到现在还可以拿出来看,拿出来读,对现在的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杜老治学严谨,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学者,纷扰太多,定力不够,难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杜老对于墨子的定位,无论对他当时的社会还是现代都是有益的。

张永义:在我看来,杜老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杜老本身是经济学家出身,早期从事经济学史研究,后来才转向研究哲学,他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墨家、名家和法家的研究,主要观点是:一、站在百姓的角度对墨子作出定位,如《墨辩》,现代很多人还在做这个研究;二、认为公孙龙子不是诡辩而是纯逻辑,这一个观点与当时很多人不一样,现代也有很多人为公孙龙子辩护,这是在学术上很有指引价值的地方;三、讨论怎样从儒家转向法家,我们通常认为战国末年时转向法家,杜老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他的这些研究基本依循着唯物史观的道路,但因为坚持一种方法,所以有些观点是过了,如公孙龙子的那套思想,唯物史观认为一种思想一定要找到它的经济基础,它代表哪种阶级的,我们常说老子代表没落的奴隶主,墨子代表平民,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这样一定位,公孙龙子就无法定位,所以有人认为是多元的诡辩主义,但多元的话就有很多家、派,杜老觉得这样定位不成立。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是:生硬套用唯物史观会出现解释问题的困境。总的来说,杜老的学术贡献是对于名家之外六家的梳理,但他的问题也是过分强调阶级。

2

他是真诚的唯物主义者,

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者

南方日报:如何评价杜老唯物史观的立场?

李鸿生:杜老骨子里是一名学者,表面上是一位革命者,可以说是学者与革命者的矛盾统一体。杜老坚持唯物主义思想建设国家,我觉得对特定时期的这种思路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作为一个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理所当然,当然搞学术,文化是多元的、多样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真诚的唯物主义者。尤其是抗日救亡时,他认为应该宣扬自强不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而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还倡导人们去谈闲说虚,只能是走向清谈误国的老路,他对此提出批评,可以说适应时代的要求和革命工作的要求。所以他批评“新理学”并非为针对某个学者,正如他对侯外庐说过:“新理学者玩弄古董走到那里,我不得不跟到他那里,予岂为古典而古典研究哉?予不得已也。”杜老批评《新理学》应该也算实事求是,他写文章的立论总是结合历史实际,力求做到证据准确,以理服人。

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哲学史家,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只要通读杜国庠的主要学术著作,都会对此有深刻的感受。

张永义:唯物史观是解释中国思想史的一种角度、路数,而非唯一的,所以看杜老的唯物史观要从整个近代史进程来看待,他的唯物史观深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抗战环境的影响。

杜老认为冯友兰先生是“帮闲”、“开倒车”,我个人认为是太过了。但我可以理解杜老作这样的评价的原因,首先从学术的角度来看,20世纪正是抗战时期,强调革命。批评冯友兰,是为鼓舞民众,提升民族精神,一致对外对抗日本;从革命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看,杜老和冯友兰处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我想杜老对于冯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任务,要上纲上线,所以我觉得对于冯的批判,在学术上很多是不能成立的。

西学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学者好像找到了一种思想方法,不再用实用主义来解释传统。西学东渐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严复的天演论;二是胡适的实用主义,深受杜威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三是马克思主义。杜老的唯物史观也是依循这样的革命路子,所以可以定位在第三个阶段。当时中国的理论喉舌很多,但杜老的《中国思想通史》是最典型的,他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解释中国是比较完整的。因此,他的“观点可以质疑,但是他写中国思想史的材料和文献没有问题”,当代人研究这个问题很多还是参考杜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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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弊端

最严重的是“立场优先”

南方日报:杜老写了《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以及《论理学的终结》批判新理学,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革命学者战斗的气魄,但从现在的学术发展怎么去看这一段历史?

邢益海: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以往宋明理学研究史作了回顾和检讨。陈来是国内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宋明理学研究专家,他曾撰文总结说:“20年代末以后至40年代末,对宋明儒学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利用西方哲学的范畴、问题,来分析宋明儒学的概念、命题、理论特色,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二是以古典实证的方法对人物和文本作历史的研究,如容肇祖《朱子实纪》和朱子《年谱》。三是批判或启蒙的思想史研究,如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研究明清之际以降有关个性解放、个人意识觉醒和批判思潮。”

现在看来,杜老受历史局限,学术研究没有对宋明理学进行全面的、内在的研究。所谓全面就是对整个宋明理学体系及其发展进行周全的研究;所谓内在,是指注重研究宋明理学自己所重视的问题和讨论,而不是从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或社会变革的要求出发去决定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陈少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独树一帜。他对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进行了自觉的反思,以前的弊端和歧向最严重的就是“立场优先”。他说过,当所代表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主流以后,其追随者则将其推至极荒谬的地步,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或经济地位可以成为衡量其哲学水平的尺度。而一个承认常识但没有文化的人则可以被认为比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更高明。

南方日报:反思之后,这些年来学术界出现了哪些变化?

邢益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儒学和宋明理学研究出现了根本的转变,逐渐趋向积极、肯定的评价,更有一些学者以复兴儒家和宋明理学为己任。按陈来的说法,经历过机械的或盲目、庸俗的历史唯物论在解释历史上的失败,大多数人已放弃对宏观的社会历史的“大叙述”的追求,重视文献和文本。总的来说,有两种思路:一是比较文化、文明对话的途径,以李泽厚、杜维明为代表。“传统和现代”视野中的儒学问题在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被极大地张扬起来,以儒学的价值观为中心引发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如儒家对民主的回应,对科技问题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对话等。

另一路是多元的学术研究途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儒学从注重“外在的把握”深入到“内在的了解”。如注重中国哲学固有特色,回到老清华、老北大注重哲学分析与文献考证的研究传统,力图深入和平实地理解历史上的儒家们自己最重视的问题、议题是什么,并谋求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与西方哲学、神学家展开对话。其中,解释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锐异军突起,势头正猛。1998年由台湾大学黄俊杰主持,陆续出版了《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是这一领域最集中的重要成果。在大陆,受港台学者影响,结合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的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越来越多学者认同,中国的哲学家多是以经典的注释和解释,提出哲学问题,发展哲学思维。因而宋明理学的历史,即是一部经典解释史。中山大学哲学系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刊,是国内推动这一方向研究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4

他认为批判陈寅恪的文章根本不讲道理,也没有什么学术味道

南方日报:新中国成立后杜老担任过很多职务,对于广东学术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李鸿生:从1953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等职,也是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创办者与奠基人。1958年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宣告成立,他担任所长。此时正处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高潮中,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杜老在这种情势下能够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提出并坚持自己的主张:捍卫学术尊严,维护科研的正常秩序。1961年研究所的规划和研究项目刚刚制定好,杜老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他的临终遗嘱是:将私人藏书2360册捐献给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他还赞扬并保护了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他曾经告诫青年“陈寅恪和陈垣先生是爱国学者”,要向二陈先生学习而不应偏激。杜老去访问陈老时,多次向陈老请教、讨论有关魏晋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佛教传入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谈得很欢洽,他了解了陈老的生活、健康等情况,并向陶铸反映,在可能的范围内,由中大加以落实,对陈老给予了许多照顾。如陈老近盲,只有微弱视力,便在其住宅前,用白水泥铺了一条小道供他散步,在工作上为其配了助手,派了专门护士照料健康,在困难时期又保证了副食品供应,陈老得到这样的尊重,工作热情高涨。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是党政高级领导,是有长期革命资历的左翼文化人,然而他看到批判陈寅恪的文章后,指出这是人身攻击和谩骂,根本不讲道理,也没有什么学术味道。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但终其一生不慕名,不求利。他生前曾用“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来表示自己是个不图名利、不求闻达之人。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便桥集》,并说:名“便桥”者,“一来,示别人于自珍的‘敝帚’,二来,一俟更好地钢筋水泥的乃至全钢结构的桥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好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毁了它。”然而,后学者正是借助这座“便桥”,在学习的征途上,少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激流险滩。

邢益海:杜老、侯外庐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重视和一些独特、细致的挖据,直到今天仍是非常有价值、值得肯定的。我栖身的省社科院是杜老创办的,他以自己的影响力和学术眼光,曾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复性书院所珍藏的近十万册古籍收归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使我们这些后辈学者至今仍受惠于杜老的恩泽。尽管当前信息技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功德无量,但每当我走进古籍书库,置身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海洋,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而每一念及此,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如果说,我们对于杜老写于革命年代的文字斗胆作了一些学术批评,我想套用郭沫若的话作一些总结:“只要是桥,便会被过桥的人抛在后面,但过河无须拆除,这可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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