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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伴随潮人闯天下的“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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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记录的商帮发展史

文/ 潘禹希

被国学大师饶宗颐誉为“海邦剩馥”的侨批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及广大侨胞对所在国和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真实见证,有着深刻文化内涵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侨批,是侨乡所特有的珍贵历史产物,它是清代以来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亲人的书信与汇款凭据的合称,是一种“银信合一”的家书。作为民间传统书信的延续,侨批串连起侨胞先辈们奋斗的足迹,覆盖了他们的海外活动区域,也是侨乡近代一百多年来与东南亚、美洲等地区发生联系的真实见证。

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国潮汕一带的不少潮籍先民远渡重洋前往东南亚及其它国家谋生,而与此同时,一种用于维系亲情的简单家书及汇款凭证也应运而生。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记载了一百多年间海外侨胞的奋斗历程,倾诉着异乡游子的思乡之情,也见证着潮汕商帮的历史变迁……

明末历时150年的潮人“支付宝”

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特殊凭证,属于银、信合体的民间特殊文献,在广东五邑地区又称“银信”。

当时,海外侨胞深受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形成了强烈的“根”的意识,渴望着将自己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赡养亲人,并与亲人互通信息,由于当时海内外的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汇款与家书“合二而一”的侨批,便成了理想的传递方式。

据有关史料记载,侨批大规模盛行于19世纪中叶,终止于20世纪70年代(统归中国银行管理),前后历时150多年。侨批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及广大侨胞对所在国和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真实见证,被视为华侨历史文化的“敦煌文书”。

2000年11月,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潮学讲座上,对潮汕地区的特殊产物——侨批,作了“画龙点睛”的论述:“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且保存很多”,“潮州可以和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从定义上就已经将侨批作为一种特殊的等价契约交换物,流通于资本市场。

侨批涵盖面广,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以及民众的生活等领域,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见证了海内外华侨华人社会和广东侨乡的发展演变,大大弥补了官方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泰中协会会长洪林发表主题演讲时认为,侨批是唯一的将乡梓与海外亲人一线牵连起来的媒介,也能窥见一个特定时代背景底下所产生的某个侧面的经济来龙去脉。

从“水客”递送到“侨批局”

侨批最初是由水客递送的,一开始,华侨要寄”批”回来,只能等有亲戚好友回国,才得以寄托,快的一年半载,慢的则三年五载。

随着华侨人数增多,华侨与家乡的信息、经济联系要求日益强烈,为适应这种需要,19世纪初,产生了专门以替华侨捎信、汇款为职业并兼做生意的中间人,这些人被称为水客或客头。

后来由于海外交通贸易的继续发展和华侨出国的不断增加,水客或客头的传递方式已适应不了日益增加的侨批的需求。这时,海外逐渐出现了批局经营,也就是侨批局,这是一种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海内外潮帮侨批局迅速发展,成为侨批业的主力军。

潮帮侨批局集中服务分散在泰国(暹罗)、新加坡、马来西亚,其次是越南、印尼及香港等地的海外侨胞和国内的广大侨眷,潮汕的侨眷人口约占全地区总人口的40%~50%,不少乡村的侨眷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 70%~80%,他们赖于生活的批款,都要批局递送。这就决定了批局的服务网络相当广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的潮帮银信局达120家左右,新加坡、印尼 的潮帮汇兑信局(批信局)各有80家左右,而马来西亚、印支三国的批局也分别有70家、50家左右。

直到1979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侨批业务归中国银行管理。目前,仅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各类侨批,就有十几万封之多。

送批:侨批局经营中的诚信精神

垫付批款

许多侨胞在海外所得微薄,生活拮据,而家乡的亲人也在等他们寄回去的批款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批局往往先为他们垫付批款,以便及时接济家乡亲人,待收到他们眷属的回批后,再凭此收回垫付的款项。

批局信誉

承担送批重任的侨批局也一样,恪守“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信条,视诚信为立业之本。清道光15年(1835年)创办于新加坡的致成批局,为了保证海外侨胞托寄的侨批万元无一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收发制度。由批局准备统一规格的批封和回执,由寄批人一一填明收批人姓名、地址、批款数额和寄批人的姓名、地址。寄批人交付托寄的批款后,由批局人员将表格中所填写的内容,抄到账簿上并编了号,最后由经理逐件查核,在批封背面盖上批局印章,交有关人员带回设在澄海东湖的分号致成批馆,由侨批派送员送到侨胞的眷属家里。

侨批派送员的“底线”

许多侨批派送员尽管家贫,仍然坚守住诚信的“底线”。澄海隆都镇是著名的侨乡之一,侨批业相当发达。这个镇堤兜村的潘得敖,现已87高龄,祖父、父亲和他三兄弟都从事同一职业——侨批派送员。他们当时送批时,将批信和批款包在潮汕特有的水布里,然后缠在腰间,每天起早摸黑,全靠双脚行走,将批信和批款送到隆都和潮安官塘、铁铺的一家家侨眷手里,然后又将回批收集起来,送回批局。尽管辛苦,潘得敖一家都按时、如数地将侨批送达,从来没有侵吞过海外侨胞的批款或丢失他们的批信。

侨批:促进家乡经济繁荣发展

海外潮籍侨胞通过侨批寄回的批款,在促进家乡经济繁荣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饶宗颐教授总纂的《潮州志?实业志?商业》明确指出:“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更是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侨批在这方面的作用具体如下:

平衡当地外汇,减少外贸逆差。近代潮汕对外贸易虽发达,但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总值总是超过向国外出口的商品总值,产生贸易逆差即入超。在这种情况下,潮汕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大量批款调节,既保持外汇的平衡,又增强社会购买力,从而使各行各业能够稳定、平衡地发展。由于批款对当时经济发展贡献之大,因而有人称它为中国的“无形输出”,即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批款,好比是输出工业品、农产品换取回来的外汇,成了救治当时经济的“补血针”。

发展工商、房地产业。1889年至1949年,海外侨胞通过侨批局和银行寄汇巨额批款,在潮汕地区投资兴办各类企业。旅日侨商高学能之子高绳芝,出身于澄海巨富之家,早年赴泰国承袭祖业,是清末民初潮汕地区的著名华侨实业家和侨资民族工业开拓者。他于1906年投资68万银元,在汕头创办了自来水公司,当时国内只有上海、广州、成都等少数城市建有自来水厂; 1908年,获父亲、叔父的大力支持,在汕头创办了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解放前汕头地区规模最大、发电时间最长的电灯公司;尔后还架设汕头至澄海的有线电话,开设绵发、昌发两家机械榨油厂等等,为汕头早期的经济发展作了相当大的贡献。

推动金融业的发展。清代潮帮侨批业在推动国家和地方金融市场逐步走向成熟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显著。道光三年(1823年),已经有26种外国货币流入我国市场,导致出现用银洋换购我国银锭的走私活动,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但在潮汕地区金融业中,不少银庄兼营侨批业务或以经营侨批业务为主,这也给这些银庄注入了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得以生存和发展。当时开展这项业务的有森丰、有信、永德、茂昌、金生、陈炳春、陈富通、郑钟记、陈源记等银庄,后来有不少银庄变为批局。

十几万分侨批见证百年潮商发展史

世界记忆遗产的历史珍品

侨批是纸介质的历史文献,具有尺度极高的真实性。这表现为侨批使用的材料(纸、笔、墨)及其书写格式、书法艺术,都原生性地保留了中国传统书信的风貌。侨批的真实性还表现为其书信内容的真实,带有来自不同文化的印记,多是直抒胸臆,少有官方文献刻意的隐晦曲笔,大量的书信就组成了侨居地的历史画卷。侨批因其生态的真实和记录的真实,在世界历史记忆文献中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由粤闽两省申报的“侨批档案”分别于2010年3月和2012年5月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及《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中国侨批”于2013年6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填补了广东省在世界记忆遗产领域的空白。作为中国侨批此次“申遗”的主力,潮汕侨批拥有十几万份的庞大数量,并且还在不断地征集增加之中。

侨批承载了海外侨胞太多的情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作为外来文化在侨乡传播的主渠道,真实地记录了中外官方文献中非常缺乏的有关外来文化的内容、方式、传播主体的态度与选择等重要的历史信息,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遗产价值。在各界的积极努力下,中国侨批正从历史尘埃中走来。

国际移民文化的独特见证

侨批伴随海外移民的出现而产生,又伴随海外移民规模的扩大而发展,重点记录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参与的国际移民运动的发展历程。

作为华侨的私人书信,侨批承载着向家乡亲人汇报近况的任务,多随所见所闻所想而写,内容比较微观、详细、具体,心情的流露比较真切。在一些新华侨的书信中,有对出洋路途中的旅程站点、异国风情、入境经历、初到华侨社区的感受等方面的详细描述。而在老华侨的书信中,有更多的对侨居国(地)就业情况、移民政策、经济形势、政治事件、侨社近况的叙述,以及自己在华侨社区内外的真实生活感受,更少不了每信必提的家庭和睦、恭顺孝敬的叮嘱。16万件广东侨批系统、真实、多侧面地展现出千百万海外移民的生活画卷,记载了亚洲、美洲、大洋洲不同国家(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以及移民政策的变迁。

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国际移民不仅是跨国的人口流动现象,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国际移民也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千百万华侨华人就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侨批则是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

很多华侨在寄给家乡的书信中,会描述他们在侨居地的见闻,外国人的生活习惯、行为观念、社会组织方式以及建筑式样,这些往往带给家乡亲人新奇惊讶的感受。有的华侨要求妻子一定要督促孩子上学,女孩子也不例外,因为外国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要读书上学的;有的华侨对寄钱回来修建的房屋提出要参照外国某某式样建造,或者将设计的图纸一并寄回来给家人参考;有的华侨对新村建设和成村后的管理提出意见,强调各户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国外的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就这样传回了华侨的故乡,影响着家乡亲人的生活。

通过侨批传回来的外国文化,是华侨接触、感受、认识、理解侨居地文化之后,自发、主动地传回国内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育程度决定其对侨居地文化的关注点与留学生、技术人员、行政官员不同,带有草根阶层的视角,更贴近平民生活的需要,因而很容易被侨乡民众所接受。自19世纪以来,广东侨乡民众就是这样生活在中外文化、新旧文化相互碰撞与共生、融合的状态之中,价值取向既因循传统,又对外开放。华侨通过侨批方式成为推动侨乡社会转变的主要力量,努力突破明清以来传统文化形成的保守、封闭的状态,促使侨乡民众将目光投向世界。

此外,侨批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华侨华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何抓住机遇避免风险等问题上,侨批中透露的信息能给人们不少启示。正如五邑大学校长张国雄所言:“侨批不简单是华侨家书,更是人类的集体记忆遗产。”它生动地记录着华侨移民史、创业史,也是那个年代金融史、邮政史的重要篇章。它们虽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文化魅力依然存在。灯光下手写家书的温情,一张张邮票千里传情的期待,对家乡的牵挂产生的恒久不失的情感,是永不会消逝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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