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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特工”:陆丰人黄贤忠与战友们

来源:汕尾日报 2014年04月25日 18:07:57 责任编辑:吴雨青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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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大陆1500名赴台“红色特工”牺牲过千,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建成,这段历史才被公开纪念。

安息吧

2012年6月,黄新华从台湾档案馆领回了父亲黄贤忠的遗书。

对于父亲,她其实没有任何印象。

母亲在监狱里生下她,五岁之前,黄新华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待她的母亲出狱后,两个人便相依为命。

小的时候,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会带着她到位于台北忠孝西路上的善导寺,母亲从寺里取出一副牌位,让她一起祭拜,当时,她不清楚牌位上头写的黄贤忠到底是谁。

直到她上国中的时候,母亲告诉她,那才是她的亲生父亲,因为反对国民党被处死。

“当时把我吓到了,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在一个闻“匪谍”色变的时代,突然有了一个当“匪谍”的父亲,让她无所适从。她问母亲,可母亲只是重复着告诉她,父亲黄贤忠,是一个很有学问、很好的人。

“后来我想,他肯定是冤枉的。”想通了这一点,少年时的她才觉得释然。

而同时,在海峡的另一侧,黄新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却一直无法释然。

1947年黄贤忠离开广东陆丰老家时,黄伟民才一岁,母亲早亡,他一直由族内的亲戚养大。他听长辈说自己的父亲去了台湾,却没想到这会带给他一辈子的厄运。

1960年代,黄伟民是公社里的会计,有着干部身份,生活顺遂。直到组织审查时,发现他的父亲在台湾,有着“台湾关系”,他被公社辞退,之后十余年,他只能成为乡野间的民办教师。

后来,村子里有从香港回来的人,带来了黄贤忠早已牺牲的消息,黄伟民开始写申诉信,证明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牺牲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

他一口气写了十来年,将申诉信寄给公社、县里。但往往人家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你有证据吗?

黄伟民找不到证据,他不知道谁是父亲的上线,又是谁派他去的台湾。

“我红白不是人。”有一天,从公社理论回来的黄伟民沮丧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自此再不申诉。

2012年,黄伟民的儿子拜托友人前往台北六张犁公墓,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墓碑。却恰好碰见了当年替黄贤忠捡骨的人,透过他,联系上了黄新华,这时,距她拿到父亲的遗书刚刚过去一个月。

“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悔。”这是父亲遗书的第一句话。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于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体,以维家室。”这是第二句话。

时隔一甲子,黄新华回到了陆丰甲子镇,这时,她的哥哥黄伟民已经是肾癌晚期,他看着从未谋面的妹妹,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过得苦”。

“当年两岸的争斗是一个悲剧”。黄新华说,“我没想到父亲是那么坚贞不屈的一个人。”她开始感到父亲当年所付出勇气的意义,并开始理解他的信仰。“这样的受难不应该再有。”

这一年秋天,黄新华在台北参加了互助会一年一度的受难者秋祭,会场上响起了悠扬的安息曲: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到台湾去

40年来,杨兰的心里一直有遗憾,就差一点,她几乎就知道了父母的名字。

40年前,她28岁,养父在病床上告诉她,在她两岁时,她的亲生父母离开她赴台执行任务,最终牺牲。她看着养父,他的嘴蠕动着就要说出最后的秘密,却再没能吐出声音。

2013年末,在北京西山,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

在名字的海洋中,杨兰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她相信他们也许就在里头。

1949年,杨兰的父母乔装入台。按照碑文介绍,一起前往的还有约1500名“大陆红色特工”,但由于叛徒出卖,超过1100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处决,其中包括著名的“密使1号”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后来更成为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这场影响深远的情报战最终隐匿于历史的烟尘,更多的人不知所踪。两岸音信隔绝数十载,即使他们的后代,对他们也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而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

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筹集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等人士捐款,历经一年建成。除了已找到的846位牺牲者的名字,纪念墙还预设大幅空位,留给更多的历史失踪者。

旁边一段铭文这样记录他们——“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1949年的初秋,在杨兰与她的父母告别的时候,另一场告别也在进行。戴筱萍当时四岁,他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他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

“他只告诉我的母亲他要走,没说要去哪儿。”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这一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

上海军医大学的学生朱晓枫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问她是否可以请假到广州一见。她的母亲朱枫那时是香港合众公司的会计,也是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

“当时我开始在医院工作,请不了假,没想到那时她已经接到任务就要走了。”朱晓枫说。而等不到女儿的朱枫已经在香港办好假的入台证,以“朱静”的化名准备登船。

这一年的10月,没有能和亲人见面的还有王道元、王道乾兄妹。他们的父亲王灜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后,他们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所终。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见了面,他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临分别时,他只好送给父亲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

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则辗转内陆,先至广州,再到香港,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台湾。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上世纪中叶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广东陆丰人黄贤忠比他的战友们过来得更早。1949年,他已经在桃园县平静生活了两年,在当地一所名叫义民中学的初中当国文老师。他组织了读书会,喜爱谈论家国大事,一位当地的小学女教师慕名而来,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忠厚男人的身份。

“大时代的一滴浪花而已”

在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朱枫来到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杂货店,与店内的一位郑先生碰头,后者即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他们约定每周三同一时间见面。

后来,朱枫拜会了此行最重要的联络人——“国防部参谋次长”、代号“密使一号”的吴石中将。在台期间,吴石和朱枫前后七次见面,将拍摄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资料的微缩胶卷交给朱枫,后者将其交给中共华东局的一位特别交通员。

戴龙则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收集情报。他和更早来台的王灜成想策反一位电台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

1939年前就已入党的国文老师黄贤忠这时也活跃起来,鼓动包括妻子在内的学校教员加入了地下党,宣扬反蒋爱国,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1950年,在大陆的正面战场硝烟渐停,而在台湾,敌我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攻防却日趋白热化。

为了检肃“匪谍”,巩固最后一个堡垒,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颁布了包括《台湾省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等多项条款,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底来台,对台湾的控制骤然加强。

而当时的台湾地下党,却陷入过度乐观之中。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出了“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的”。甚至,台湾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攻台建议书》中表示,考虑到季风的影响,最佳的攻台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大陆,第一任台湾省委书记这时已经任命,只等着赴台上任。

但形势却在此时急转直下。1950年初,台湾省工委号称“四大金刚”的四个领导人先后被捕,三人叛变,导致四百多人以“匪谍”罪被捕,包括吴石,其在台湾潜伏之深、官阶之高震动了国民党当局。

台湾省工委几乎被一网打尽。已经离开台湾的朱枫,也在舟山群岛回大陆前夕被捕,中途吞金自杀未遂。1950年6月,她与吴石被判死刑,成为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朱枫原名)间谍案”。

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台湾“白色恐怖”的加剧。此后三十多年间,数以十万计的无辜者被卷入政治案件。光是1950年代前五年,国民党政府就杀害了可能超过三千名本省和外省的“匪谍”、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也让台湾地下工作陷入孤立。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很多在台地下部门被打散,幸运的得以返回大陆,跑不了的就躲进深山。

戴龙和王灜成也被捕了,后者行刑前还随身带着儿子送的《革命人生观》。1951年,黄贤忠被捕入狱,以“叛乱罪”判处死刑,行刑前他为已怀孕的妻子留下遗书——“我只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

乱坟岗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戴龙。他和母亲成了“失踪军人家属”,这个身份的重量曾让他喘不过气来。

“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过错。”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的父亲到底去了哪儿。他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

他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

那时国内正值三线建设时期,戴筱萍的心里还有一丝希望,他想父亲可能正在某个山沟里,支援国家建设。

直到19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他们,他的父亲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台湾牺牲,出卖他的叛徒如今被抓获,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时他和母亲就想能拿回父亲的遗骨,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这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母亲朱枫死后,朱晓枫得到了一张革命烈士证书。“文革”中,这张证书却不能保护她的母亲,她被怀疑是特务、叛徒。有人说看见朱枫在台北和国民党军官手挽着手走路,投了敌。朱晓枫只能沉默以对。

和其他受难者家属一样,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王灜成的下落。19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和妹妹两个人提着西瓜,去拜访军旅作家吕铮。作家曾写了一本讲述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听说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

作家果然认识父亲,并讲述了他蒙难的经过。“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当年的那段历史,随着受难者埋入荒坡四十载,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片乱坟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这里掩埋了两百多个1950年代被处死的政治受难者的遗骸,随之浮出水面的,则是那一批葬身在台的大陆对台“特工”。

同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和黄贤忠皆在其列。

6年后,台湾学者秦风在一家报社的档案柜底,发现了一袋写着“敌伪”字样的照片,打开以后,却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为1950年。

其中,就有朱枫受刑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神色平静而淡然。

2000年,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这一年,朱晓枫73岁,照片上的母亲已经比她小了28岁。

看到照片那一刻,朱晓枫就想,在死前,一定要把母亲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