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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妖”张竞生为何落得一生骂名?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4年03月18日 13:16:34 责任编辑:王博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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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江晓原、潘绥铭齐谈《性史》

八十八年前,一部《性史》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张竞生背负“文妖”的半世骂名。今天,这本饱受争议的图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3月14日,围绕这部奇人奇书,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等展开了一番讨论。

张竞生曾参与南北议和谈判,1921年-1927年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他是中国第一个《忏悔录》的译者,第一个提出逻辑学概念,第一个在中国展开爱情大讨论的传奇人物。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编:该校虽名小学,所授课程实为高等学校课程),在那里选修了法文,认识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与不少国民党元老人物交情不浅。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1912年底赴法留学前改名张竞生,大概是受了达尔文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张竞生到法国,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他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推行改革: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令人惊骇的是,上任伊始,他向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被陈骂为疯子。

一年后,张竞生去职,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他组建了“性育社”,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性史》是“新文化运动”有意思的个案

同是潮州人、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历史的陈平原表示,仅仅从性解放的角度谈张竞生不足以涵盖他。陈平原认为,《性史》作为思想文化史资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侧面,也是“新文化运动”有意思的个案。

在陈平原看来,过去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主流叙述之外,在文化领域有几条被忽视的线索,比如以林纾为代表的一批从晚清走来、质疑“新文化运动”的文人;以及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最近这二十年,这些过去被忽略的线索一条条开始平反。但在这些线索之外还有两条线索因为触及我们的道德禁忌而始终没有得到客观审视,一条是以张资平为代表的色情小说,还有一条就是张竞生的《性史》调查。“这些都是‘五四’新文化的侧面,我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了人,其实张竞生的《性史》调查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过分提纯抹杀了这后两条线索。”

“五四”时期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此书在当时引发了许多风波,对竞生先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江晓原介绍,《性史》本是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征集性经历来稿,作为社会调查研究之用的书。第一辑出版后,一时哗然,于是书商投机,仿了书的内容,以张竞生名义刊发,甚至出到了十辑,也因“诲淫”几乎身败名裂。

“旧时代的性学研究,跟我们现在的性学研究毫无差别。现代性学有两种研究途径,一是大量样本人群统计,发问卷;二是社会学个人访谈。《金赛性学报告》是找样本做性学研究;社会学上,对个人性事的深度访谈也很多,但在当时,张竞生在各种力量交织下受了很多委屈。如果没有不法书商恶意陷害,是不会有恶劣影响的。”

“五四”时期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性社会史专家潘绥铭认为,原因是“五四”时期的性革命引进的西方文化背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后来完全被形容成了虚伪的性时代。在当时,妓女、堕胎、同性恋等等都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但社会解放只体现爱情、婚姻、家庭,不敢指向‘性’本身。”潘绥铭认为,中国自1979年后开始的第三次性革命之所以是真正的性革命,是因为世界性革命已经成功。

张竞生为什么会被“战友”们抛弃?

“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曾经在二十年代写过《性史》的、很风云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在历史上消失了?”陈平原查阅很多资料发现,当年与张竞生学术思路、趣味都接近的如蔡元培、周作人这些“新文化运动”“战友”最后沉默。而同为北大风俗调查会的课题,周作人等做民间歌谣搜集,顾颉刚、孙伏园等做妙峰山庙会调查,只有张竞生《性史》研究落得一生骂名。

张竞生的《性史》研究为什么会被他的“战友”们抛弃?陈平原认为,张本人的文学趣味导致他不能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对待这次研究,导致剑走偏锋。如他的社会调查中夹杂了趣味性、文学性的因素,其中细节描写带有强烈的明清色情文学小说色彩。另一方面,哲学家的“傲慢”也使得他缺乏这个专业领域必须的专业能力和持续观察力,而被人诟病。“张竞生是一个有哲学眼光、浪漫情怀、文字能力的常识家,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可是由于当时种种失误,他的做法、做派导致了他的失败。”陈平原表示,今天除了纠正偏颇,也要指出那个时代的不足。对张竞生的研究正在持续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