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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鮀浦港到溪东港

来源:汕头特区晚报 2014年07月23日 15:55:03 责任编辑:吴雨青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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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浦山下沧海桑田的变化,把鮀浦港、溪东港推向历史的深处,也使汕头港崛起成为潮汕第一港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汕头市闻风而动。市党政主要领导旋即带队奔赴北京,出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座谈会,阐述汕头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的优势和现实条件。

“海上丝绸之路”是借助海上贸易商船所联结起的“蓝色文明”的交流。因而,其所首发与停泊的港口,便成为很重要的联结点。要打造“桥头堡”的潮汕地区,自古以来有着众多优质港口存在与运作。晚近,对于相关的介绍与点赞大多侧重于凤岭古港、樟林古港、庵埠关港等,而往往忽略了鮀浦港、溪东港的作用。杜国经、黄挺在《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中明确指出:“双溪口水过庵埠,经月浦、举丁出溪东港。”说明白点,就是沿江港口货殖要通过鮀浦的溪东港转运出口。当年,牛田洋的围垦尚处初级阶段,濒临牛田洋内海湾的溪东港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各沿江港口对外运输功能的极大充实和提升。而作为溪东港前身的鮀浦港则早已是一座兴起逾千年的商业港口。

唐宋以降,潮汕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人文日蔚;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与古代相对依赖水上交通的现实,潮汕外向型海上交通便非常自然地兴起了。特别是北宋,从有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潮汕地区已拥有潮州港、南澳港、凤岭港,鮀浦港、揭阳港、辟望港等六大港口。这一时期的港口功能,主要有三:捕鱼船只停泊处的渔港;水军舰船,抑或海上武装商船停泊处的军港;商船往来停泊处的商港。这三种功能或可兼容,但大抵有所侧重。

鮀浦港的兴起,当与盐业的生产和输出有着密切关系。北宋时的财政,岁入有三分之一来自盐利和盐税,所以政府特别重视盐业生产。在这样的政策下,作为产盐重镇的潮汕地区,官盐产量巨大,库存积压也多。韩师吴榕青根据文献数据分析测算,潮盐库积最大量时,可以满足本区域数十年的用量。于是潮盐外运,便成为必然。鮀浦自北宋时期就是小江盐场的重要生产基地,同时还设有两座盐库。所以鮀浦港也随之兴起。根据海上的路线,鮀浦港海上交通线路必然辐射至东南亚和日本各国。嘉定年间,潮州水军寨自揭阳宁福寺迁至鮀浦场,称鮀浦水军寨,因而鮀浦港乃由商港而兼及军港作用,这应毋庸置疑。

元代,鮀浦港继续承担着原有功能。随着小江盐场主要生产基地移至鮀江工区,小江盐课司署也迁入鮀浦。鮀浦港的功能与位置也便逐渐得到加强。在与海外货物交流的同时,也不时有乡人随之定居海外。鮀江耆宿陈述经在《汕头市的前身鮀浦市旧墟考古》中指出:“(鮀浦)有胡厝池,此间久无姓胡者,抗战时期,有驻左近庵埠日军某军曹指为其祖业,来认乡亲。犹忆民国二十一二年间,更有日人某氏到汕头找祖居旧乡,茫然无所得,失望而归。”这从一个侧面突显出鮀浦港对当地移民海外的潜在影响。

这一时期,在鮀浦港前形成了商贸埠市,沿称“老埠头”。陈述经在上引文中云“原住老埠头之西门、铁灶、大巷川地之陈、许等姓”,这一范围即今鮀江街道云露社区和夏址社区的铁灶社。又说“大巷陈氏,沿称埠主”。据考,大巷陈氏是明中期从福建莆田迁徙而来的,其之迅速崛起,可见明代福建移民对本地的影响。

由于鮀浦港的日益成熟,地方政府也利用这一资源进行行政管理。明初洪武二年,置鮀浦巡检司署于鮀浦市乡(今鮀东),即距鮀浦港不及半里之遥,并在港口驻水师守备;洪武二十七年,原设于蓬洲都厦岭的蓬洲守御千户所移至鮀江都西埕村,距鮀浦港也仅二里之遥。可见,这两个举措,都跟鮀浦港日趋完善的港口资源有着分不开的因缘。

明中页之后,鮀浦港内移至不远处的溪东寨,称“溪东港”,乡人又称“内溪港”,因而又把先前的鮀浦港称为“外溪港”。同时,新埠头也取代了旧埠头成为溪东港的埠市,陈述经又说:“由溪东移居新埠头之桥头陈氏。”则可见新埠头在今鮀江街道桥头社区。这时,虽然鮀浦的盐业生产已渐渐式微,但是溪东港以其控韩、榕两江出海口的特有地利,如前所述,已成为沿江港口货物转运出海的重要口岸。所以海湾上出现了“舟楫停泊,若蜂屯蚁聚”(《澄海县志·形势》)的繁忙景象,因而也成为当时潮汕各海上武装商团的必争之地。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陈春声在考察这一时期的相关活动之后指出:“从嘉靖四十二年至隆庆四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在以鮀浦及牛田洋为核心,潮阳、澄海二县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范围内,先后招抚‘安插’过许朝光、曾一本、林道乾、魏朝义、朱良宝、许瑞等六个大的‘海盗’集团上岸定居。”陈春声在海盗一词加以引号,是不无深意的。因为引文中所列举的这些人是以“武装海商集团”为特点的早期海外潮籍商帮,“其所进行的海外商贸和移民拓殖活动,已凸显潮商从一开始就具有敢于蹈险履艰和开拓进取的精神”。而他们的失败原因却正好是“中国历朝不知利用海滨壮士拓土海外,至明代海禁殊严,下海者即视为奸民盗贼”。

武装商团对于溪东港的争夺主要表现为争相占领溪东寨。其先是隆庆元年(1567),林道乾两度攻寨,并占领该寨;隆庆四年(1570),许瑞入踞溪东寨;接着魏朝义与许瑞争夺海利在溪东寨、溪东港进行火拼。其实,这些武装商团,无非志在溪东港,由此除了可以利用牛田洋争收海利之外,还能由此发船远涉南洋诸国。如林道乾在争得溪东寨、港之后,更远涉东南亚,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后居东京正南30里之大昆仑山。或谓林道乾定居泰国南部北大年港(后称道乾港)。

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之后,潮汕地区对外的输出一般为本地经济作物和城乡手工业产品。当时货源颇充裕,以至各口岸都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据李书吉《澄海县志》所载:“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此后,随着溪东港前东牛田洋的不断淤积、围囤之后,其港口资源也便逐渐减弱了。据《澄海县志》所载:嘉庆二十年前后,溪东港尚“与沙汕头炮台南北相望”。随后百余年间,双溪口江水带来的泥沙和河道输出的泥沙,以及牛田洋涨潮往西流至溪东港前的泥沙堆积,造成溪东港迅速淤浅。其后,大规模的海滩涂围垦,使溪东港迅速湮没在内陆之中。因此,新老埠头的集市也渐渐消失,上引陈述经文章又提及民国间,“新老埠头只剩残墙断基,瓦片遍地,皆辟为菜园。内港亦辟为鱼池,沿称溪池下。犹忆笔者儿时,尝助先祖父于果园收拾瓦片,从旧址上仍可藉以辩认往时街道、行店建筑之宽敞伟大”。

这也促成了与溪东港毗邻的“沙汕头港”的崛起。沙汕头港与溪东港处于同一内海湾,而更靠近妈屿口。其以梅溪为航道,可与潮安、澄海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则可达潮阳、惠来;溯榕江又可抵揭阳、普宁。这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潮汕地区“商船停泊之总汇”。而且,东出妈屿口,直通外海,辐射全球,故拥有粤东第一商贸大港的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