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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潮汕诗人多隐士

来源:揭阳日报 2013年12月09日 16:01:42 责任编辑:谭天 人气:

潮汕地区现存史料中,明代以前的书籍大多散佚,元代所存资料更是屈指可数。

据《潮汕文献书目》和《潮州艺文志》所录,元代只著录了五本书,和唐代一样,而宋代至少有三十多本。元代国运将近一百年,而这段期间,潮汕地区的文化发展可谓萧条得很。

元代在潮汕诗歌史上的诗人虽然只有寥寥数人,但是从这些诗人的生平和创作的诗歌来看,都带有很深刻的时代印记,对分析元代潮汕地区的政治历史背景和诗歌发展史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值得后世重视。

在潮汕诗歌史上,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是《古瀛诗苑》和《潮州诗萃》。《古瀛诗苑》中选的元代诗人分别是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三人,所选的诗也仅四首而已;而《潮州诗萃》所辑录的元代诗人有七人,分别是杨宗瑞、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陈文瑶、郑大玉、戴昌,共十四首诗,比《古瀛诗苑》多了十首;近代蔡起贤先生主编的《前贤诗萃》中选录的元代诗歌也仅五首而已,其中杨宗瑞一首,陈牧隐一首,陈文瑶一首,另外还有佚名诗两首。从这些选集来看,元代潮汕地区诗歌总共加起来有16首,留名于后世的诗人也就7人而已,而在这7人中竟有5人是隐士的身份。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元代潮州的文化发展受到重大的打击,而又出现了那么多的隐士呢?

对新朝的失望和不满

元代是蒙古族的统治,马上打天下,尚武轻文。尤其开国初期,天下未稳,于是加强武备,而对文士很不重视。甚至给人民分成四等,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潮汕文人在当时的地位可想而知。建立王朝之后,统治者排斥汉族文化,进而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这种政策一直持续了整个元朝统治期。对政权的失望,直接导致了很多文人都选择远离官场,隐居山林以求避祸。陈文瑶诗《石穴洞天》中后两句:“秦皇空有坑儒计,不及空山打坐人。”这两句是说秦始皇空有杀害儒生的计策,但并不连累到山中打坐隐居之人。言下之意,统治者虽然有严苛的政治制度,但只要不进入到其中去,就没有性命之危,隐居山林其实也是避祸的一种方式。杨宗瑞诗《茂林》:“野水舟横行人稀,溪云断续树参差。南来北往年年事,归鸟巢林只一枝。”蔡起贤先生说这首诗的作者“见荒野之景,而生出世之心。”(《前贤诗萃》)杨宗瑞是元泰定年间进士,他是元代潮汕地区为数不多的状元中的一个,可谓得天独厚,但却仍有出世之心,从一个侧面也可见出他对政局的失望。元代的政治环境断绝了很多汉族学子的当官梦想,民族歧视和压迫贯穿了整个朝代,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大部分的文人只好选择了无声的反抗,即遁入山林,不问世事。

忠君思想影响

中国历代都有遗民,在王朝变革的那段时间数量最多,元代潮汕地区也是如此。这其中最主要是因为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南宋末期,赵昺逃至潮汕地区,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护国,流芳百世。文陆二人是忠君爱国的典型,对元代潮汕地区的人文影响十分深远。温廷敬在《潮州诗萃》中就提到“胡元一代,潮多抗节之士……其感于文陆之风者欤!”他认为元代潮汕文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反抗元朝的义士,很大原因是受到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元代潮汕的隐士诗中确实不单只是描写山林景色而已,在诗歌中偶尔也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和反抗的态度。比如《前贤诗萃》中所录的两首元代潮州佚名诗,就是讽刺了蒲寿庚兄弟二人暗地向元军纳款请降之事,可见当时潮地文人的忠君爱国之心。陈牧隐《题凤山古寨》:“保障当年建义旗,凤山磐石绕阳溪。英雄故垒今何在,万古鸦声对落晖。”蔡起贤先生在这首诗的注释中引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又引《元史世宗记》,然后说本诗是:“热情歌颂明末潮汕义军拒寇御倭之英雄业绩。”疑有笔误,陈牧隐是元代人,如何能歌颂明末潮汕义军?况且当时凤山古寨“建义旗”也并非是为了拒寇御倭。凤山古寨抵抗之事应是如《元史世宗记》中所载在元至正年间,当时元朝派兵招谕潮州、惠州,平四十五寨,凤山古寨为其中一寨。陈牧隐说凤山古寨 “建义旗”,并称为“英雄战垒”,皆可看出他对反抗元朝义军的赞许和对故国的眷恋之情。

科举废停和录取歧视

元朝建立之后,自1234年开始,就废除了科举制度,采用世袭和推举的形式录取官员,这对汉族士子进仕荣身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废除了科举,许多文人的出路被堵住,无法再通过读书考试获得官位。这是元朝统治者没有意识不到儒生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一直到元仁宗仁佑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制度。而就算恢复了科举制度,其实汉人还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无论是考试内容,考试的场次,还是录取的人数等等,元代的科举制度都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色彩。在录取中还实行均额制,即蒙古人色目人合为一榜,汉人和南人合为一榜,两榜录取人数均等,但是汉人和南人的数量远远大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总和,这种均额录取的方法,明显是不公平的,极大地打击了汉人参加科举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文人都选择放弃参加科举。更多的汉人选择转行,元代北方文人有很多走出书斋,把思想和牢骚都融化到元杂剧和散曲中,所以元散曲中才有了很多讽刺和归隐的内容。

而在元代潮汕地区,大部分的文人最终选择了隐居,这也是为什么隐士数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在元代,潮汕地区只出了8个进士(见于史籍有4人),宋代有172人,明代有160多人(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选举表上》)。相比之下,元代科举的严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隐士数量的增加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当官无望,元代潮汕文人有很多都选择了把眼光投向山林,或寄兴山野,或讲学传道,或著书立说,只可惜大部分著作都无法广泛流传开来。现存的元代文人诗歌中,基本都是写景抒情诗,抒发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如陈野仙的诗写山林之景,陈与言的诗写钓鱼之事,陈文瑶诗写隐居之情等。

元代潮汕地区的隐士数量增加并非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很深刻的政治思想背景。其中既有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有政治制度的影响,元代的严苛的政治环境和不公平的科举制度,对潮汕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潮汕历史中出现了文化断层。无论从元代潮汕诗歌的内容还是时代背景来看,都不难发现,潮汕地区的文人对元代的政治环境有很深刻的抵触情绪,选择隐居既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