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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学者要有传世意识与文化责任感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3年12月12日 19:07:59 责任编辑:谭天 人气:

吴承学

广东潮州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在中山大学晋升教授,2006年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体学、中国文学批评、明清诗文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等。

从吴承学的办公室里,可以远眺到“小蛮腰”。走进他的办公室,屋内整洁明亮,办公桌电脑旁放着一个握力器,书柜后面有一个用来写毛笔字的案台,吴承学深谙传统典籍,喜欢中国书画。案台旁还放着一个健身的仰卧板,沉浸书斋的他显然也没有忽视锻炼身体。

吴承学很少与媒体打交道,这也并非是他刻意而为之,着实是因为他研究的古代文体学是一个精深的领域。从1990年回中大任教,吴承学在这一领域耕耘了二十多年,甘苦自知。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一位在中大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十几年的管理员,最常见的读者就是吴承学,而且他最喜欢坐陈寅恪纪念室旁边的书桌,那里,也是吴承学经常和学生见面的地方。

如今,吴承学不无自豪地说,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已是学术界认同的学术重镇。“只要你在百度上输入‘中国文体学’,肯定会出现‘中山大学"!吴承学说。他搬出十几本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中作者包括林岗等多位学者,主编就是吴承学,“学界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说。

家世与教育

1945年,吴承学父亲参加由著名考古学家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等先生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在考察团中,父亲担任编辑工作。

吴承学说,他的家族是潮州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族,素有传诵诗书的传统。他祖父是家族第一位读书人,很年轻时就到泰国“过番”,以教书、写侨批为生。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沉默寡言,从不与孩子谈自己的历史。几年前,他看台湾学术杂志,忽然看到父亲名字,上网一检索,才知道原来父亲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发现竟然有密切关系!1945年,父亲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等先生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对四川大足石刻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察。在考察团中,父亲担任编辑工作,考察团的工作是由父亲记录的,最后形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这篇日记有相当高的价值,《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收录全文。父亲当年才25岁,就能得到杨家骆、马衡、顾颉刚这些大师们的信任,是很不简单的。解放后他回到家乡却一直郁郁不得志,“文革”期间更蒙受“文化特务”的罪名。父亲对他的影响并不直接,他终日沉默寡言,他们之间很少交流,但他的大量藏书以及酷爱读书对他的潜移默化是难以言表的。

母亲对吴承学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他的外祖父是中医师,母亲从小受到文化熏陶,读过三年书。母亲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潮州女性那种秀外惠中、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品格。

与同辈人相比,吴承学的家庭学习环境还算好,家中有丰富的藏书,他较早地阅读了一些古代诗文,培养了对文史的独钟之情。《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千家诗》背了不少。潮州有重人文的传统,小时候就开始写毛笔字,每年的春联都是自撰和自写的。

小学三年级时,吴承学的家庭遭遇“文革”,他因非工农兵家庭出身已被列为异类,后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备受压抑。初中毕业时,尽管他是全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还是未能获得推荐上高中的机会。后来,刚好有个机会,到临近公社的古巷中学读高中,每天凌晨就起床,然后小跑一个多小时上学。吴承学很珍惜读书机会,家里书很多,也无人指导就乱读。像王力的《古代汉语》,在当时就半懂不懂地乱读过,他还无师自通地采用抄读法,曾把文革前高中的语文课本抄写一通,还抄录了不少古书。

吴承学的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其实不算太悲惨。不过,他受到的思想影响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养成独立思考的精神,向往平等、自由、民主。

后来,1977年,吴承学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随黄海章、邱世友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了专业的学术之路,刚恢复高考,高校百废待兴。现在回想,当时许多课程仍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文学理论”课程叫“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个学期就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文革”10年停课,除了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文字学的著名教授,如容庚、商承祚、王起先生等外,不少课程水平相当低。同年级的学生年纪相差近一倍,基础参差不齐。那时外语课是分快慢班的,怎么分呢?上课时发一张纸,能写出26个字母的就是快班,证明是学过的!

本科毕业后,吴承学又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随黄海章、邱世友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黄海章、邱世友先生是师生辈,年纪相差比较大,但都是道德文章极佳的学者。海老博闻强记,上课时从先秦到近代的各种重要文献,随口背出,绝无差池。当时他年近九旬,仍亲自授课,每周4节,一直坚持两年之久。晚年海老一目失明,视力严重衰退,但对学生的每篇文章还是逐字逐句地修改。他强调治学需要高尚的人格,牵于名缰利锁见风使舵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成就。他喜欢用韩愈的话来勉励学生:“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几十年过去,吴承学越来越体会到这段话的内涵。

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吴承学的硕士论文《严羽与〈沧浪诗话〉研究》是他研究文体学发轫之作。大家对《沧浪诗话》比较关注的是“以禅喻诗”和“妙悟”等说法,但是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推崇盛唐的文体,比如说“正宗”、“第一义之悟”,都是推崇他心目中比较健康、雄浑悲壮的文体。《严羽与〈沧浪诗话〉研究》这篇论文研究的主要也是“风格”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吴承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做得更为系统。

“治学如治狱”,用西方的文体四分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章,往往不免隔靴搔痒,或者削足适履。一般读者对中国文体研究还是比较陌生,吴承学的研究领域有几个方面,但重点是中国文体学研究。他从八十年代末期就专攻这个领域,当时中国文体学还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而现在已成热门。可以说,中国文体学是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谈到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内容和重要性,三言两语不易说清。中国文体学是传统中国文学批评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与西方文学话语是截然不同的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系统完全为西学的纯“文学”系统所代替。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带来传统断裂的严重后果。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简单而粗疏地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比如,把中国文学史分以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戏曲史,这是典型的西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尤其是把中国古代大量复杂的文章文体简单化归之为“散文”,这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实际语境相差很远。所以用西方的文体四分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章,往往不免隔靴搔痒,或者削足适履。越是“科学”,越是“明确”,离事实就越远。

具体到吴承学自身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就是强调中国文体学是要回到中国“文章学”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西方文学分类法解释、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另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就是要突出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的特点,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文学。

只有学术没有思想,出不了大师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在不缺钱,不缺硬件,学者也不缺学术,最紧缺的是自由而独立的思想。2006年,吴承学给中文系研究生新生的讲话,他说,希望年轻人能把最现代的技术和方法和最传统的治学功底结合起来。他认为在治学上,眼光要比方法重要。宋代严羽:“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他又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其实治学也是“以识为主”,在学术研究中创造性与正确的学术价值观最为重要。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要有一种清晰学术意识,能判断哪些选题是有价值的。通常说,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旦进入研究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学术研究如登山,选择合适的起点是相当重要的。心中也要有一个“学术海拔”的观念。了解学术史,了解海内外学术界现状,就是要尽可能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快进入学术前沿,在更高的“学术海拔”开始进取。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整个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将出现重大改变。文献资料在传统学术中非常重要,但在网络时代寻找文献资料就容易多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熟悉文献还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关键在于以敏锐的学术意识把握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而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创见、见识,真知灼见、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越来越显得重要。在文学研究中,审美能力同样非常关键,如若没有这些,则一切数据都是没有生命、没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个话题就是中国能不能出“大师”。关于“大师”,吴承学借用了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段话:“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大师必有崇高的思想与学术的境界,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树立典范。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在不缺钱,不缺硬件,学者也不缺学术,最紧缺的是自由而独立的思想。许多看来似乎很“深沉”的思想,不过是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是二手货,甚至是山寨版的。只有学术没有思想是出不了大师的。所以,如果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氛围,而只是投入大量的金钱,引导大家按一种模式、规范去竞争和发展,用这样方式培养大师,无异于缘木求鱼。好的学术生态与学术体制比投入金钱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许多人盛赞民国时期大学的学术水平,他倒是觉得与民国大学的学者相比,作为教授缺少的不是学术,不是技术,也不是天分,不是条件,而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民国大学教授有许多名师名士的逸事掌故传诵,而他们现在的教授基本上都很正常,很规范,除了“好人好事”“先进事迹”之外很少有什么故事可以传诵。